2.要尽可能地凝聚改革共识。改革是中国的出路，也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如今，改革已入“深水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于硬骨头怎么处理，最不容易形成共识，改革的阻力也最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充分发挥制度在凝聚改革共识方面的作用，以制度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为深化改革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和保障。虽然制度是人的行为而非思想的约束条件，但制度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在事实上具有引导和教化功能;虽然制度是刚性的和不可随意变通的，但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博弈、协商能够尽可能吸收各方面意见、权衡不同群体利益从而消解分歧;虽然制度是静默的和中性的，但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激励和惩戒功能会对人们关于公平正义、善恶是非、好坏对错等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等产生积极影响和导向作用;虽然制度可能是滞后的、有漏洞的，但制度的可预期性、可重复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可持续性等优势可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通过制度现代化过程凝聚改革共识也是可能的。

3.要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制度现代化的过程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吸取古代、近代治理精华，摒弃古代和近代国家治理糟粕，尤其是克服近代国家治理局限，实现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超越。要使国家治理更具有现代性特色，至少要具备以下特征：一是真实民主。古代实行专制，无民主可言;近代追求形式民主，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现代民主之精意在于“真实”。二是实质法治。古代君主权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无法治可言;近代法治为形式法治，重其行而不重其果，法与公平正义渐行渐远;现代法治，要求法与公平正义高度契合，强调实质法治。三是人本文明。古代的国家治理以镇压为能，专制而血腥;近代的国家治理，标榜自由平等，实乃张扬有产者与权贵之特权;现代文明治理则要求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主体的人性尊严，将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治理目标，并以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治理。四是治道科学。古代国家治理以强制服从为要;近代国家治理凭借民意和法律之名义行偏私之实;现代国家治理则以国民之根本利益和幸福美好生活为鹄的，以调动全体国民参与治理之积极性为基本力量源泉，以取得最大可能之合意、协调为基础，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发展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治理资源，以取得高效益、低成本且利益共享、皆大欢喜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