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秩序中的文化与制度

　　关于美国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起源，有人认为是美国金融制度发达的结果，即个人从借贷到养老均可以依赖于外部正规金融，因此美国人无须依赖他人，由此促成了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形成。这个说法自然不能令人信服，我们可以提问：在美国的金融制度未成形之前，美国文化是否与今日有大不同?如果没有不同，如何断定是金融影响了文化，能不能反过来说是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了美国金融制度的发展?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点像我们鸡与蛋的争论。

　　实际上，社会秩序中的文化与制度，原本就是相互促进和相互排生的，即任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价值观选择的结果，制度差异的背后，一定是价值观选择的不同;同时，制度的实施及其结果，将直接引发被约束者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取向。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让他们选择制定了如此的金融制度，而这种制度又强化了他们追求尊重与自我实现的价值观，这种文化诉求又会促使他们的金融制度更加完备地为日益个人主义的社会服务。由此说到企业文化的建设创新与变革，同样必须首先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实施。对于制度的检讨、修正、创新和进一步实践，才是良好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

四、中国特色企业文化

　　目前，国内理论界关于中国式管理的争论如火如荼，在前几年中国式管理理论其道之后，中国式管理批判又成就了不少藉藉无名之辈。本人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将中国传统中的东西拿来简单附着在现在企业管理身上就可以称为中国式管理;同时也不能妄自菲薄，认为中国企业的实践还不能够支撑起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在这一基本定位下，我们应将对中国式管理的研究作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也就是要从中国企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成长过程中，通过对中国企业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和学习西方科学管理而逐步进步的过程中来考察这一问题。

　　所谓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可以来源于三个方面，即传承历史传统、导入市场机制、接轨国际市场。而继承优秀传统、迎接市场化挑战和走向世界，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成长的轨迹，也就是说，成功跨越了这三个阶段而逐渐发展壮大的企业，其自身的成长过程，会表现出不同于西方企业的中国式特征;其文化的形成，也会相应地表现出这一特定时期中国企业文化形成的基本特色。

五、企业文化的 根生与吸纳

　　总体来看，企业文化生成的基本路径不外乎根生与吸纳两个方面。所谓根生，就是立足于本企业实际，对企业自身的历史精华进行挖掘、整理、总结和提炼;而所谓吸纳，就是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在消化、提炼、升华的基础上，对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的学习与吸收。同时，从企业文化形成、管理与创新的整体路径看，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