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问题在四中全会上受到重视。公报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一是扩大了适用范围;二是对诉讼的法律援助介入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三是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改变以前仅有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北京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苏轶峰说。

　　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刑事法律援助仍比较少，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法律援助的就更少了。他说。

　　要加强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法律援助机构和羁押场所沟通，针对已被羁押人员可以往羁押场所内部派驻法律援助人员值班;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可多在羁押场所设置法律援助站。苏轶峰建议。

　　要使每一个被追诉的人都获得有效和专业的辩护，设立公职律师制度是一条路。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说。

　　这是指有一批律师要成为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撑的律师，他们为那些请不起社会律师的人辩护，以后司法援助的案子基本上都应由公职律师来承担。他认为。

为不相信法律的人辩护

　　反腐同样是四中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多位经常为落马的贪腐高官辩护的律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一致认为十八大后中央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辩护律师天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钱列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这一轮反腐和以往反腐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以往反腐是一边在反腐，一边腐败还在继续进行中;而现在是在反腐的同时，体制内的人普遍不太敢再腐败，所以最近这一时期新的腐败行为明显减少了，高压反腐态势暂时刹住了腐败之风。

　　反腐得民心顺民意，对于腐败行为应该坚决惩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腐败就必须同等追究，不能够选择性追罚。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许兰亭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此次，四中全会公报还提到了要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落马高官的司法援助案例较多。

　　最初刘志军拒绝律师和辩护，他的本意是根本不需要律师，但法律规定，像这种案情的话必须要有律师，所以司法机关给其指定了律师，钱列阳说，其实，我们是在给一个不相信法律的人维护其法律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