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峰指出，大病医保引入商业保险机构，不是让政府出钱去购买一个保险公司的托管服务，而要放在大的医改的框架下来看，通过引入第三方保险公司，实现管办分离，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约束和管理。

　　邱彬认为，控制费用需要配合医疗改革，但短期来看，医疗改革的复杂性决定了难有实质进展，目前只能做到避免一些造假情况的发生。

　　不对等的合作

　　保险公司一直太弱势了。朱恒鹏表示，大病医保中保险公司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根本不对等，保险公司完全没有谈判能力，这是一场缺乏制约关系的利益局。供方是垄断性质的机构，面对地方政府和医保局，保险公司只能适应规则，不能参与规则的制定，面对医院和医生，保险公司更没有管控能力，只能任由摆布，甚至面对病患和保人，保险公司都没有成熟的办法实现管控。

　　很多地方政府并不了解保险公司的展业成本、费用支出等，比如我们要安排团队和部分地方政府联合办公，还要开发监控医院大病治疗的系统。中国人寿的一位管理人士说。主导招投标的地方政府则一般认为，保费水平是招投标时保险公司接受的，以后即便亏损也不能把责任推给政府。

　　面对亏损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各执一词，两方都有问题。大病医保的钱仍从医保大池子划拨，但很多地方政府的二次补偿并没到位，这导致医保实际补偿不足，结余是空虚的，拿不出大病医保的专项费用。

　　反观保险公司，健康险在中国起步晚、市场小，又属于复杂险种，与财险、寿险等运作模式有根本性差异，保险公司准备不足，专业性不够，导致收支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目前，除香港、澳门地区外，全国目前尚有5个省(市、区)未开展大病保险业务。在当前已有尝试的多个地区，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往往是在基金制和公司制之间反复博弈，寻找平衡。

　　例如湛江目前的盈亏分担，确定为保险公司在3%的水平上实现保本微利，超过部分50%划入基本医保基金，超支部分则要承担50%。又如被视作改革范本的太仓，保险公司首先获得4.5%的经办服务费，在此基础上，与政府共担盈亏。

　　尽管引入商业模式使激励效用大打折扣，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大病保险中引入商业经办的意义依然值得肯定。

　　随着大病医保制度的推进，参与大病保险市场的保险公司数量在不断增加。2016年3月底，保监会批复了34家具备开展大病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人身险公司和财产险公司各占一半。但随着医疗费用年年攀升，赔付支出不断上升，而保险公司筹资不足、控费手段有限，地方政府又未与其建立起风险共担机制，亏损面有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