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明确要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解释、量刑规范，进一步细化规定了对恶势力酌情从重处罚的操作规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0号）（简称《敲诈勒索解释》）第2条第（五）项明确规定，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该解释第1条规定标准的50%确定。《敲诈勒索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情形的，数额达到该解释第1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80%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74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十分明确，“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情形，就是敲诈勒索罪入罪门槛降低、量刑幅度提升的酌定情节。换言之，恶势力实施敲诈勒索行为，非罪行为可以认定为犯罪，且升档量刑标准相对较低，轻罪可以重处。司法解释如此规定的原因是，能够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的要求，依靠、凭借或者利用黑恶势力的非法控制力、影响力实施敲诈勒索，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从严惩处，适应打早打小的惩治需求，设置较低的入罪门槛和升档量刑标准确有必要。同样的理念，也体现在量刑规范中。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桂高法﹝2017﹞142号）明确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情形（已确定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除外），可以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寻衅滋事，具有“带有黑社会性质或者恶势力性质的”情形，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17年4月25日讨论通过）也有相同的具体规定。足见，依据具有事实约束力的地方量刑细则的明确规定，被认定为恶势力，是对该恶势力组织（包括恶势力团伙、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构成的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从重处罚的酌定情节，并且从重处罚的幅度有量化的规定，可以维持个案自由裁量与类案从严惩处的平衡。

以上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以及司法解释和量刑规范的操作性规定，在《指导意见》总体要求的作用下和具体规定的适用中，必然得到切实贯彻。《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要正确运用法律规定加大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惩处力度，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精神。这样的总体要求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适时调整属性的合理反映，但在实务操作层面，或许会出现规范适用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主要是因为刑事政策参与刑事法律实施而产生。刑事政策的功能应当定位于，它是参与刑事法律适用不可或缺的广义规范依据；只有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协调作用下，才能使刑事司法产生兼顾刑事法律适用与社会时代需求的效果，这是完整意义的刑事司法才会具有的效果。刑事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参与刑事法律的适用，刑事政策作为积极介入的因素，对于刑事法律的纯粹规范运行状态具有适当调整或修正的作用，由此决定，刑事司法实际是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协调作用的领域。因刑事政策参与刑事法律实施而形成的规范适用溢出效应，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溢出效应，以促进法律适用符合刑事法律的原则，确保刑事政策实施与刑事法律适用协调运行为标志。而负面的溢出效应，则以刑事司法偏离刑事法治轨道为判断标准。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需要注意防范负面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