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指导意见》并没有实际降低恶势力的认定门槛，反而更加严格地规定了恶势力的认定标准。主要体现于，一是，继续强调或重申恶势力（尤其是恶势力团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联系，即前者是后者的雏形，两者的组织化程度存在差异。二是，对恶势力的组织化程度的认定标准作出调整，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修改为“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明确将恶势力称为“组织”而不是称为“团伙”，提升了对恶势力组织化程度的实际要求，明显提高了恶势力的认定门槛。前述认定恶势力的四个特征，绝非完全平行、不分主次、没有层级的关系。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严重危害特征或非法影响特征，是恶势力的基本特征。其中，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是形成严重危害特征或非法影响特征的基本条件。没有基本的组织形式、相当程度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基础，恶势力的严重危害或非法影响难以实际形成。违法犯罪的组织性，又是贯穿这三个特征的关键要素。但仅依据这三个特征，尚无法将恶势力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做准确的区分。只有在确证已经形成非法影响的基础上，足以判断违法犯罪组织已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雏形的属性，呈现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演化、渐变的明显趋向，才能认定恶势力成立。所以，发展特征才是恶势力的核心特征或本质特征，是标志恶势力与普通共同犯罪相区别的决定性要素。换言之，即便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影响特征齐备，但无法判定已具备发展特征，违法犯罪组织就不应被认定为恶势力。在“实事求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确保专项斗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总体要求下，地方司法机关将总体要求细化为“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打霸，无霸治乱”的工作方针，已经显示了依据关键性要素认定恶势力的司法自觉。

二、影响恶势力犯罪定性量刑的酌定情节

恶势力的认定与恶势力构成具体犯罪（不限于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的司法判断，在评价事实、评价依据、评价过程等方面，事实上存在重合或者相互影响，不同性质的司法判断事实上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由此决定，恶势力实际成为影响恶势力犯罪（不限于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定性量刑的酌定情节。不同性质的司法判断难以拆分、彼此纠缠的现象，以及恶势力作为恶势力犯罪定性量刑酌定情节的事实，宏观上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结果，微观上是司法解释、量刑规范适用的结果，根本上是受行为人作案方式和司法官刑法观念影响的间接结果。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点——恶势力是影响恶势力犯罪定性量刑的酌定从重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