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费弗伯格希望他可以将这个故事写下来，基尼利答应了。

修改权交给“辛德勒幸存者”

联系和采访历史见证者的过程无疑充满了挑战。即便有普费弗伯格帮忙，即便幸存者希望将这段历史灾难呈现给世人，但面对基尼利这位“非犹太裔”的作家，仍有许多人很难敞开心扉。经过沟通，基尼利答应小说成稿后交由他们修改。于是，散居在澳大利亚、德国、以色列、奥地利、美国、阿根廷、巴西等7个国家的50多位幸存者逐渐将那段深藏于心的见闻和心路讲述出来；普费弗伯格更是陪着基尼利实地探访了许多原址，联系了奥斯卡·辛德勒的朋友，收集了关于辛德勒的大量信息。

“辛德勒幸存者”后来也确实对文稿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甚至连街道名称也做了细致的校正。基尼利明白，他们这种严肃的做法都源自希望将那段历史真实地传达出去，希望这部小说有足够的说服力和真实性，成为一部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作品，而不是仅仅供人消遣的读物。

但作为作家的基尼利也深知：真相只可接近，永无抵达的可能。与之对话的吴琦也提到：一旦有文字涉入或出现特定的叙事视角，历史真相就会发生扭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视角，这本身也是件很自然的事”。

事实上，历史虽由无数真相组成，那些真相却定格在过去，没有人能像上帝一样客观地见证事件的全貌。后来者为实现“还原”历史现场的目的，要靠着亲历者回忆和大量历史材料，有时为了保证情节流畅度和结构完整性，更要使用到“想象”，如此才能“粘合”起历史真相和文字表达之间的“空隙”。这或许有某种“不得已”，却是“不得不”的做法。

但“猜测”的并不一定是“错误”的，想象虽然是“虚构”的，却可以讲述“非虚构”难以描述的真实。基尼利说自己曾研究过发生在世界各地的4场饥荒，发现饥荒产生的原因相似，人类的反应也很相似。这说明合理的虚构可以作为展现历史真相、进行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可行方法。

基尼利说，和自己其他小说不同，《辛德勒名单》是一部纪录片式的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他没有做过半分虚构。此外，小说中的对话场景要远远少于描写场景。有些幸存者讲述了自己和辛德勒的对话，但这要斟酌后才能决定是否使用。小说中有一段辛德勒的独白，基尼利也是做了很多考证，在有据可依的基础上加入小说。这一切都是出于还原历史真实的考虑。这份努力终究还是有了回报：成书时，除了一些在资料来源上挑毛病的美国学者和不满于将“花花公子”辛德勒“美化”的辛德勒夫人，大部分人都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