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当时由于丈夫被下放到在云南的“五七干校”，家里孩子小无人照看。为了不影响工作，干脆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事业第一，生活要给事业让路的。”

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的煎熬后，1971年10月4日，编号为第191号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这一成功最终证实了青蒿的抗疟作用。随后，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

在那个年代，聚全国学科优势大团队合作的力量，也为青蒿素发现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和平台。1978年11月28日，在扬州召开青蒿素鉴定会时，主要研究单位就列了6家，主要协作单位竟有39家之多，参加鉴定会的人员达100多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缺少先进仪器设备，工作量又如此之巨大，需要这样的协作保障机制。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所说：“‘523’项目集全国精英之力，那是一种建立在团队精神之上的、永远不会过时的中国特色研究模式。”

融合让传统医学汲取营养并绽放光彩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与屠呦呦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他们每天三顿饭都在食堂吃，聊天的机会多。他说，人们只知道，学西医出身的屠呦呦取得成功是受到中医药启发，但并不了解，她也曾系统地学习过中医药。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但在1959年至1962年，她参加了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如果没有那三年的系统学习，她可能不会想到从《肘后备急方》里面去找灵感，想到采用乙醚低温提取这一关键性步骤。

正如中医药的传统技术方法给屠呦呦以创新的灵感，现代医学的许多成果，也是中医药和现代科学融合的结晶。“医学发展没有必要去刻意计较传统与非传统、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说。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庆国谈道：“古代典籍中说好的东西，并不是简单拿来就都可以用，数千年来，中医基础理论一直伴随时代发展向前推进，一刻也没有停歇。传统医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也需要从当代最先进的理论与技术中不断汲取营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掘和发展，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姜廷良表示，屠呦呦的成功也启发我们思考，怎样更好地探索总结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律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中医药是我国最具有原始创新潜力的领域。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中，应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创新研究布局，打破行业和单位的界限，推进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使之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