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不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世界性重大流行性疾病之一，还严重影响军队行动，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有太多例证。资料记载，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为此，美国成立疟疾专门委员会，组织几十个机构参加研究。至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就已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但仍没能找到理想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

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人民军也同样遭受疟疾的困扰。越南领导人在访问“同志加兄弟”的中国时，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帮助研制新型抗疟药的请求。为此，主席和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受疟疾侵害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任务立项。

记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了解到，我国军内从1964年起开展抗疟药研究。1966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设计出防疟1号、2号片，使预防时间从7天延长到10天至14天。但鉴于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京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自此拉开了军民合作，共同研究抗疟新药的序幕。项目以开会的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之后，先后有七省市全面开展了抗疟药物的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至1969年，已筛选化合物及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草药万余种，但仍然没有取得理想结果。1969年1月21日，全国“523”办公室主任白冰秋、副主任张剑方及田辛一行三人来到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邀请相关专家加入抗疟药物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指令中药所成立了科研组，屠呦呦任课题组组长。也正是从那一刻，屠呦呦与青蒿素结下不解情缘。

屠式发现与大团队合作的机制保障

如果说屠呦呦在40多年前发现青蒿素带有某种偶然性，那么，在成功的偶然中，一定有着某种必然。

屠呦呦的执着坚守，是最终成功提取青蒿素的关键。据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料记载，当时中医研究院是“文革”重灾区，科研工作全面停顿，课题组初期也仅有屠呦呦一人。屠呦呦回忆说，接受重任后心情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但她坚信，依靠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医药，一定会找到办法。她从本草研究入手，不厌其烦地收集、整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又精选编辑了含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集》后进行实验。但之后因种种原因，“中草药抗疟”工作难以继续开展。直到1971年，抗疟队伍再次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自此，屠呦呦重新挑起重担，重新建立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