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志愿服务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认识看法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求志愿服务组织承担的义务太多，而没有实质上的权力

任何一部法律法规，都要体现权力和义务的一致性。但通过反复研读该《条例》篇而言，总体感觉似乎是实质性的权力归属政府部门和志愿者，实质性的义务归属志愿服务组织。虽然《条例》也对党政部门的义务作出了一些要求，但都是采用的“可以”的表述，也就是非强制性的。而对于志愿服务组织急需解决的经费问题，如扩大经费来源、收入享受所得税优惠等，却没有体现。似乎该《条例》的目的是限制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或者是放任志愿服务组织自生自灭，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要求相违背。

二、在立法规范对象上过于宽泛，规范内容上又过于宏观，毫无立法的必要性

《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志愿者可以自行开展志愿服务”，但同时也没有要求志愿者必须在某一志愿服务组织登记注册，也就是该《条例》将所有不索取金钱财物的帮助他人的行为，都认定为志愿服务行为。志愿服务“人人可为、人人能为”。因此该《条例》规范对象，几乎可以囊括全中国13亿人。同时与刚刚出台的《慈善法》比较而言，可以发现志愿服务与慈善服务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异(除教育部已经在《学生志愿服务管理办法》早已明确的相关内容之外)，但志愿服务组织与慈善组织能够享有的权力，差别就太大了。

按照现有的内容，志愿服务完全可以通过《民法通则》和《慈善法》予以规范，志愿服务组织也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志愿者也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宝贵的立法资源，制订这部条例。

三、在立法基础上，忽视了志愿服务的本质属性

志愿服务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志愿服务确定创新社会治理的一项内容;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发布的《2015年世界志愿服务报告——转变治理方式》中指出：国家层面“在核心治理问题上，志愿服务能提高社会包容性、促进社会和发展成果，促进和平的方式与政府一起开展工作”。由此可见，志愿服务并不是一项活动，也不仅仅只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而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基本体现，是一种与组织动员、经济动员相一致的社会动员方式。《条例》中很难找到对志愿服务这种本质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