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担任中央秘书长。他负责毛泽东行军打仗期间的日常安排。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任，也是发挥他的特长，对他的“知人善任”。邓小平多年后曾回忆这段经历。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当了党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我先后当过三次。”“长征时我们受到很大损失，请毛主席出来，又叫我当中央秘书长。”“长征过程中，张闻天和我总是同毛主席共住一间屋。房子有时是地主的，富丽堂皇，有时就是一间草棚。所以那一段时期，毛主席的指挥、决策，我是清楚的。”这说明，在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卓越超群，受到毛泽东的倚重。这也算是邓小平在长征中作出的特殊贡献吧！只是这一点长期不为人们所知。

第三次是1954年4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任命的，这次会议还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保留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但实际上，他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性质的工作应该从1952年8月进京时算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长达14年之久。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组织能力是非常赞赏的。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这样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同月，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具体负责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层选举工作。这次普选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也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直接为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其中所发挥出的组织才干有目共睹，他也由此获得了广泛赞许。

从某种角度讲，邓小平能作宣传工作的最大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带领全党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这项前无古人的新事业中，邓小平一如既往，非常重视宣传和组织工作。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比如，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任务；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提出要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有什么反什么，哪种倾向突出就重点反对哪种倾向等等。特别是两个宣言书，即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从某种角度讲，邓小平能作宣传工作的最大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它为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向前推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