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主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做好宣传工作。这是因为，在战争环境中，宣传工作须臾不可缺少。对此，邓小平自然驾轻就熟。在千里挺进大别山之时，当刘邓收到毛泽东打来的机密电报，说陕北“甚为困难”。刘邓二话没说，立即行动，坚决地搞长距离无后方作战。这是一副重担，困难可想而知。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邓小平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指示部队要加强政治动员，并且亲自做动员报告。他说：“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其次，他明确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宣传口号。无疑，这些宣传鼓动工作对创建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城以后，邓小平的职务变了，工作内容变了，但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强了。比如，1951年1月他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我们不宣传，敌人就要宣传”。再比如，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全面整顿时，针对“四人帮”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乌烟瘴气，他解放了党内一些受迫害的“笔杆子”，在思想理论方面组织撰写文件和文章，配合各个领域的整顿。当时形成了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三个文件虽然被“四人帮”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但恰恰是由于印发批判，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邓小平的真正主张，从而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奠定思想舆论基础。这恐怕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

在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受到毛泽东的倚重

邓小平说自己能作组织工作。的确，这是他的特长。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也是如此。1926年5月，来苏联访问的冯玉祥希望苏方选拔几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邓小平被列入选派人员名单，党组织对他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

最能体现邓小平组织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担任过三次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当时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23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坚守岗位，作会议记录，安排会务等，工作非常干练。因此，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时的“秘书长”一职当然不能同后来我们所常说的秘书长的职务相提并论，但邓小平本人还是很看重这个经历的，晚年时多次提到。1984年3月25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他在同年10月中顾委会上谈到提拔年青人时说“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