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在其近作《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th Century)中指出：20世纪中管理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在制造业里将体力工作者的生产率提高了50倍之多。

　　21世纪，管理所能做的与此同样重要的贡献，就是必须增加知识工作和知识型员工的生产率。

　　如何提高知识型员工的生产率，将这一挑战转化为机会呢?管理大师也一筹莫展，难道这个问题要成为21世纪的哥德巴赫猜想。

管理大师的思想失灵了吗?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国富论》的前三章，都是在讨论劳动分工问题，分析劳动分工是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的。其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制针工作被分解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结果制针工人的生产率被提高了上千倍。

　　后来斯密发现是劳动分工推动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被称为斯密动力。这一发现，奠定了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

　　20世纪，以泰勒研究工人的劳动过程为起点，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倍。泰勒的方法，被称为工作分析或科学管理，其核心思想是分析工人的工作流程和活动，不断进行优化。20世纪90年代哈默等提出的业务流程再造与泰勒的思想几乎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关注的都是流程――个人的工作流程或组织的工作流程。

　　至此，我们发现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使用：劳动分工和流程优化。这两个方法能否提高知识型员工的生产率呢?

　　乍看起来，面对知识型劳动者，斯密、泰勒、哈默等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无能为力，提高知识型员工的生产率似乎需要另辟蹊径。究其原因，是这两种方法不能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1)根据劳动分工的思想，在企业中，将工作任务分到了不同岗位的个人，提高了整个组织的工作效率。而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本来就是非常个人化的，还能否将其工作继续进行劳动分工?

　　(2)工作流程、业务流程的思想在于优化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知识型员工的工作过程是用大脑进行思考。人的思维流程，怎么设计、重组和优化?

　　从斯密和泰勒那里，我们显然已找不到答案。也许我们再大胆一点，从传统的劳动分工和流程优化思想再往前走一小步，一切便海阔天空了。这一小步就是角色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