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没了

没完没了的应酬，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一开始，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解脱了，但接二连三的规定，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

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后台一目了然。

“这哪是在当官!”王军说，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证清白。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王军或许不知道，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

“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

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乌纱难保的风险，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王军的领导交代：“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变得更加噤若寒蝉。中午到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谈国事，“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也是通过一张A4纸大小的布告。刚刚过去的4月，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在单位里炸开了锅。

“他已经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陈斌说，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而在他的视野所及，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另一个科长，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

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以前一年到头，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