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同样还有另外一种表达。

比如大拆大建。岛叔的家乡，某一任市委书记就曾喊出过“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口号，以轰轰烈烈的拆迁造就了一批暴富市民，开着路虎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去跑出租;拆完之后的房地产，则全民搞借贷，最后资金链断裂，市政府天天被围。

大拆大建规模有所不同，但造城的运动却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轰轰烈烈。一位长期留洋的前辈在饭桌上说，即使是在中国的心脏北京，也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中国。看上去，这里和世界上、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也没有什么分别。这里，有古迹保护的问题，也有千城一面的问题。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局

要治病，得从根上找。

大城市的土著们会问：嫌城市不好，回家去啊!但在大城市漂们会说：除了大城市，我们又能去哪儿呢?

就拿北京来说吧。在岛叔的大学同学中，江浙、广东的生源，很多并不留恋北京;对他们来说，家乡的机会同样很好，环境也更优。而比如在北京，外地人口聚集最多的，正是河北、河南、东北等人口众多又发展落后的省份和地区。他们或是因为读书来到此地(本省没有什么优质高校)，或是因为距离更近、机会更多而选择离家。一方面，大城市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边的小城市、小城镇也因为资源、人才的“虹吸效应”而长期得不到发展，只能在低端产业上徘徊，众星拱月般地给地区中心城市“作贡献”。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城乡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如果说到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等问题，同样是本难念的经。

在城市规模迅速扩展的时代，古迹保护、环境保护大多不太提得上日程，毕竟建设要紧、规模要紧、政绩要紧，领导层又换得那么频繁。在“建设-政绩-提拔”的默认逻辑下，官员有强大的动力搞建设(更遑论还可能存在经济利益操作空间)，一如此前GDP的唯一指挥棒效应;城市项目怎么改、怎么建、谁来建，也往往决策一言堂、拍脑袋，听证会走过场，招标内部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央巡视组，都在巡视的省份提出“领导干部亲属子女插手基建”问题——没有法治思维，也没有法治监督环境，遂使人治横行。

而由于规划的不合理、拆建的随意性，不仅造成浪费，也带来管理的扯皮。深圳的渣土场，批建归一个部门，管理归另外部门;天津爆炸暴露出的港区和市区的行政重叠，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哪怕不说灾难，就连过早地拆除房屋这件“无伤大雅”、甚至以“砸玻璃让玻璃工有活儿干”式拉动GDP的事，每年中国就在这事儿上就能浪费超过46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