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隐藏在历史的迷雾当中，面目不清，遗留后世的只有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商君书》，系统的记录了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

　　商鞅，慎道，申不害是法家三个代表人物，商鞅重法，慎到崇势， 申不害推术。 后人多认为商鞅的法制理论严密苛刻，靠法律严酷的威慑力来保证实施效果。这是对商鞅的误读，其实在法制落实方面，商鞅一直非常重视对人民思想教化的作用。他认为：接受教育一方面可以开民智，另一方面又可以画地为牢。教育的作用既可以解放思想，又可以禁锢思想，通过禁锢思想达到禁锢行为(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这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教育者的动机和目标。

　　商鞅认为：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工具，统一思想是统一行为成本最低的方式。严刑峻法毕竟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为了保障实施效果需要大量的监督成本。 但思想教育文化建设却可以让百姓产生自我约束和自我驱动力。不仅可以节省监督成本，还可以起到示范作用。有助于培养统一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当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趋同的组织一旦建立起来，巨大的协同效应即告产生，这样的组织就是一架高效的战争和生产机器。秦国的统一验证了商鞅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此后，诸子凋零，百家黯然。

　　商鞅对组织的启示是，文化建设必须服从于管理需要!治国如此，治企业亦然。

　　国际公认的企业文化定义是沙因(Edgar H Schein)先生在《组织文化与领导》中的定义：群体在解决其外在适应性与内部整合的问题时，学得的一组基本假定，因为它们运作的很好，而被视为有效，因此传授给新成员，作为当遇到这些问题时，如何去知觉、思考及感觉的正确方法。

　　如果我们把春秋时期的七个国家比作七个公司，每个公司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理念，企业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有的讲仁爱，有的讲和谐，有的讲以人为本。在当时，齐的富庶反应商业文化的精明，楚的高贵体现出贵族文化的传承。 这七个公司在当时属于寡头垄断，竞争不太激烈。大家理念不同，实践各异， 各色管理咨询师奔波在向大客户兜售各类公司治理方案的路上。都有听众，都能获得掌声。

　　到战国时期，情况起了变化，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西方小国突然开始搅局，他们的企业文化简单粗暴而有效。耕战!公司内部制度设计和治理结构都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约束很多，激励目标很直接，种好地，多斩首就能获得奖赏。当所有的七个公司被迫面对生死竞争的局面时， 能不能赢就成了评判各自企业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当赢是所有运动员唯一而且是最终目标的时候，能帮助企业达到这个目标的企业文化就是好的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