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化的视角来对待不同的文化，势必是有很多不同的。体制，规则等受到自身的发展空间影响下，也收到文化制度的制约。这时，我们就存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看法。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说过：形式大于质料。其思想与我们内容大于形式的辩证思想有些相左，但是，从价值层面上看，形式的确比质料更容易转化，也更具有柔性空间。

　　中魂与西魂存在的差异性已经被人们所认知，在未来的改革中，企业在借鉴西方经营管理体系思想与方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在引入西方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时，很难同时接受西方制度下的深层文化根源。因此，如何将中制与西制对接的成果应用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实践中，亦即怎样把中制与西制进行功能性对接，以实现研究的社会经济价值，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其中抛给我们的难题，是在刚性制度层面之上两种体制要如何对接?

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组织体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物质化保证，在中西方经营管理体系体制中，组织结构的设计历来是两种体制对决的焦点，组织体制是组织制度实现的根本保障。

　　而体制本身的传承性与历史性说明，除了制度之外，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组织体制，如当前政府提出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就是政府行政组织架构的解构问题。

　　在组织架构演变中，我们发现，国家的复合制与单一制和社会组织中的传统组织结构与现代组织结构有一定的逻辑关联。我国自秦以来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衍生了更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直线制与直线职能制的组织架构模式，并被许多社会组织奉为最科学最适用的组织结构模式。而在西方经营管理体系组织中，直线制、直线职能制已经被解构，最低层次的直线职能制也是以事业部制的分权模式存在，而项目制等更广泛意义的分权制模式的存在使得组织更加具有活力和动力。

　　两种组织体制设计的渊源则是与各自的历史传承关联甚重。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的扁平式的长老会制度，使得权利在群体中分解，对其后欧美的组织体制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欧美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体系体制变革的时候，首先就是对传统组织体制进行变革，以更加现代的科学的有竞争力的组织体制取代原先的体制架构，这也是中国在未来经营管理体系体制变革中所需要思考的。

　　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经济实体的力量明显增强，国家的财富总量也有举世瞩目的增加。很多企业在改革中不断摸索适合企业自身的组织形式，以适应未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