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的北大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变幻中，给出了自己坚定的回答，也由此亮出了维新、图强这两种北大精神的鲜明底色。

彼时的北大，几乎成为中国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命运的滥觞。曾以其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眼光，最先接纳了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各种先进思潮，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转折培育了深厚根基。

上世纪90年代，有几位国外学成的经济学家，立志要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揭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建立起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秉着这股子劲头，这批志同道合的同行在北大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老地学楼的破旧房间起家，到重新设计和建设了朗润园，他们建设了可能是具有最优雅环境的经济研究机构。后来，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领域拓宽到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并做出了引领性的研究成果，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

“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拓展人类的认识边界，是要培养人，以保持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的知识边界，应用研究拓展了人类的能力边界。”在林建华的视野中，卓越的学术机构要有明确的使命，要担负国家和社会责任，不断产生能够促进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或未来技术，还要不忘初心，始终坚守。

历史与现实的相似经历中，往往蕴含着相似的文化传承。

1917年，邓中夏从湖南考入北大。自幼对古典文学兴趣浓厚的邓中夏一进北大，就在传统学问方面狠下功夫，希望将来有所成就。然而，时局的动荡容不得他只做一个在故纸堆里寻求出路的学者。受当时思想自由氛围的影响，邓中夏开始发奋阅读各种新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并在新思潮的指引下积极关注时局，介入社会的改革大潮。

数年后，邓中夏和他曾经的湖南师范同窗蔡和森，以及蔡和森的至交毛泽东，共同走上了中国道路崭新的探索之旅。

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

191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蘸着启蒙的“印台”，写下“五四运动”四个大字。以北大学生为主体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次集体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正如谢冕所言，这所大学，它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它承袭了这片土地上的全部忧患，而后生发为抗争和奋斗、追求和梦想。在“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的召唤中，走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万家的忧乐、社会的盛衰，充盈着这批最先觉醒的中国精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