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国故学”定义“国学”,其所谓“国故”的内涵,是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认为“国学”即“国故学”之缩写,据此,可以认为胡适的国学概念是广义国学观。章太炎在1906年前后所著《国故论衡》,分三卷,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系统论述了文字音韵学、文学、文献学、周秦诸子学、经学诸门而不及于史学,其晚年所著《国学略说》则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五大部分,可见其国学概念是中义国学观。马一浮在1938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的演讲录《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时明确地说:“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而他所谓的“六艺”,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则所谓“六艺之学”就是“六经之学”,这基本上是狭义的国学观。
我个人倾向于中义国学观,对国学的定义是,所谓国学,是以儒学为主导、以儒释道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之学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简言之,国学是以儒学为主导、包容多元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里所谓“文化”,是指包括思想观念、礼仪风俗与制度文物在内的中义的文化,可定义为“人文化成、文德教化”。所谓“中国优秀传统学术文化”的概念可以简明表述为:对国人而言是“国学”,对世界而言是“中华国学”。
2.国学的基本精神
要了解国学对培育提升教育领导者素养(素质与涵养)的作用,就有必要先了解国学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
概括起来,国学基本精神有以下六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这是国学的根本精神。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讲“人最为天下贵”,都是旨在确立道德理性与人文关怀。文化自觉的本质在于道德自觉。
二是爱国主义精神。北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南宋陆游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明末清初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中叶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都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典范,如战国时期行吟江畔的屈原,汉代出使匈奴、牧羊19年不改气节的苏武,南宋抗元名臣文天祥,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清末反清义士秋瑾,近代抗日英雄杨靖宇、张自忠将军等,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