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想发展，先得“作出成绩”

在南京市某开发区，因拆迁问题引起的居民与政府的矛盾已经持续多年。许多农民常常堵在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门口，一坐就是一天。

崔效辉的一位学生帮开发区解决了大难题。他把居家养老服务引入社区，经常开展各种活动，“人气很旺”。这些从前每天都去上访的老人，日子过得充实，就不会天天去“堵大门”了。服务开展3个月后，政府就出钱装修了活动场所，并且考虑将居家养老服务引入更多社区。“通过社会服务让老人的生活品质提升，虽然不是立刻药到病除，但政府看到了效果。”崔效辉说。

除了“先作出看得到的成绩”，让社会工作能够得以快速推进的另外一个途径是突发事件。2013年，两名儿童在家饿死的新闻让政府意识到，关注困境儿童成为当务之急。经过多部门合作普查，南京市共发现困境儿童1500多人。今年，作为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试点城市，南京市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方案，放宽困境儿童标准，再次进行普查，全市共查出3000多名困境儿童。

为了解决困境儿童问题，2015年，南京市要建立24家困境儿童保护中心，由政府购买服务，交由各社会组织共同落地。

近些年，全国许多地方开设了“婴儿岛”，没过多久纷纷“关张”，而南京社会福利院的婴儿岛仍在“营业”。据统计，被送到婴儿岛的弃婴来自全国各地，并且绝大多数身患疾病或有残疾。“因为南京有全国一流的儿童康复训练团队，家长自己支付不起孩子的费用，只能跑到南京来扔掉”。

有些人提出“婴儿岛会助长弃婴现象发生，应该关闭”的意见，崔效辉并不认同。“减少弃婴问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政府不要把残疾儿童康复作为个人责任，而由政府负责。”崔效辉在澳大利亚访问时，对当地政府的做法印象深刻。“在澳大利亚，残障人士能够拿到一份政府补贴，如果家人因为照顾残疾人不能上班，政府还会再发一份补贴。当地还有专门的机构，给照顾残疾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喘息服务。比如你需要去旅行，需要放松，他们会提供最长两周的免费照看服务。”崔效辉说，“如果政府担负起残疾人维持生活和康复训练的主要责任，家长干嘛还要把孩子扔掉？”

近年来，对于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南京市政府也在逐渐加大支持力度。

让自己的能力“值那个价”

今年招聘新社工时，崔效辉和同事们商量，决定开出“工作满5年达到万元收入”的诱人条件。“在南京，这个薪资水平基本是硕士毕业工作满5年的中学老师的水平。而硕士毕业做社工，风险性和辛苦程度更高，他们应该得到和老师等其他职业差不多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