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老师往往没有能力和水平去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甚至忽略这些心理问题。”杜爽介绍，在调研中她曾经询问寄宿制老师，“孩子在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很多老师回答：“没什么需求。”若有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老师普遍认为，“无非就是想家，哄哄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农村的老师也是无助的。”杜爽说，在很多农村学校中，老师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有多少时间步行几小时前往孩子们的家？按常规方法培养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成本很高，农村学校往往无力承担。　

照顾留守儿童不能淡化家庭责任　

叶敬忠认为，留守儿童最起码要有老人和父母中的一位看护，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社区和学校等组织可以做一些关心行为，但把这一问题完全交给家庭之外的组织，目前看也不太现实。　

基金会中心网培训中心执行主任范艳春认为，一些留守儿童身上发生的极端案例，最根本的原因是家庭功能丧失，服务留守儿童不能绕开“家庭”这个核心问题。　

叶敬忠认为，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创造条件，让学校和社区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家庭层面看，首先要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宣传。父母对孩子的关心肯定超过任何人，但是他们未必能够完全认识到，孩子不只需要父母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更需要父母的温暖，哪怕是日常的嘘寒问暖。有的父母甚至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出来挣钱不都是为了你吗？”，“你在家不愁吃不愁穿，还想怎么样？”　

叶敬忠建议，应当鼓励家庭做好外出后对孩子的安排，比如由老人或亲朋照顾。对于外出的父母，务工单位可以允许并鼓励他们时不时回家，假如能再提供一些支持，会更好。对留守人群来说，最重要的是家庭。　

对于地方村干部、学校等，怎么让他们更多去关心留守儿童，也可能涉及业绩考核和工作方式等管理机制。　

“调研过程中，曾有老师说，‘我们也希望能关心这些孩子，但是平时的绩效考核都集中在考试成绩等方面，这些事情最终只能靠教师的认识和觉悟’。”叶敬忠说。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建设近年来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较好地实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但实践中，落实得不好。”他举例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公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201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规定了对于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强制报告制度”，即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个人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也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