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书曾这样讲述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区别：“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十几年的流寇生涯，让张献忠习惯于攻城略地、大肆搜刮，搜刮的重点虽然是豪门大户，但有时连普通百姓也不放过。“八大王”和“大西军”恶名传播之广，吓坏了被明廷抛弃的四川人。听说大西军即将攻入成都，成都居民惶惶不可终日，被断手的据城抗拒者成为一遍遍地提醒着他们可怕的梦魇，成都居民寝食难安，“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

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后，张献忠屠四川、杀人魔王张献忠的恶名依旧流传于四川民间。有人甚至传言，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以至清初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究竟张献忠是不是令四川百姓惧怕，只知杀戮不知招降的凶神恶煞？在定都成都的3年时间里，大西王朝屠杀了多少四川百姓？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张献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遇到顽强抵抗者如重庆、成都士兵们，则下令“割耳鼻、断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军。攻克成都后，张献忠亦没有屠城，尽管有《荒书》记载，“八月十一日，尽出成都军民男女于中园，将尽屠之。俄有一物如龙尾下垂，贼以为祥，遂免死。仍逼入城”。但因种种如祥瑞或他人劝说等原因，成都大屠杀并没有出现。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说在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样都得承认，“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重庆失守屠杀开始

1645年发生在重庆的一场战役改变了张献忠“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的想法，这年春天，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几万士兵反攻重庆，却被曾英部击退。重庆失守，对张献忠来说，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鉴于明朝将领据有綦江、黎雅、叙州（宜宾）等重镇，四川南部沦为弘光政权伙同四川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重要基地。

张献忠对朱明宗室深恶痛绝，入川后即下令：

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为了防范敌探奸细，还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城禁和特务制度。几十万大西军的粮食问题通过没收和打粮这种暴力方式解决，当时的四川，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会触及一般农民的利益，这些情况发生在政权初建，敌对势力尚未反扑时尚没什么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对者在南京弘光朝廷号召下集合起来，趁机反扑，大西政权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脚。官绅地主是敌对势力，要消灭掉，于是张献忠于1645年举行“特科”，将来成都参加考试的各府县生员约5000多人全部杀光，听说自己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张献忠怒不可遏，又派军队对当地居民实施屠杀。而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流民中的各类人员，自然也难逃被杀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