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按下屠杀这个按钮，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就像上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样，再也停不下来。怀疑叛乱的分子潜藏在城市中内应外合，张献忠竟然做出“除城尽剿”的决定，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连西京成都也不放过，《圣教入川记》中，详细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目睹张献忠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的残酷情形。

为什么张献忠在统治四川前后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学者杨鸿基认为，大西军之所以会发生“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的现象，是由于各地“义兵”把张献忠“所置郡县贼吏”“群起而杀之”的结果，大西军一味用杀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对势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张献忠“非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权的根本弱点。

不过张献忠之屠蜀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的论断，多少有失偏颇。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清军的滥杀无辜，连年兵荒马乱导致的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导致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按顾诚说法，“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

江口之战为寻宝埋下伏笔

1646年正月，人心尽失的大西政权在四川逐渐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集中在成都附近，为了挽回局势，张献忠命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等率军南征，张献忠亲率大军攻杨展于嘉定，结果在彭山江口被杨展所败，退归成都。就是在彭山江口，张献忠为他的金银珠宝埋下了伏笔。

关于江口之战，清代蜀人笔记多有记载，如彭遵泗《蜀碧·杨展传》载：

“献忠忿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交战中，大风起，张献忠船队起火，杨展率数位前锋前往杀敌，张献忠军大败当时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按清人刘景伯考察，张献忠从四川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这些都被装进了张献忠的运宝大船中，交战失败后，千船金银沉入水底，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退归成都。对于张献忠江口所沉金银，杨展并不知情，其后还是通过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杨展才开始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得益于这一批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于时全蜀，惟嘉定（杨展家乡）不饥”。

由于江口沉银数量之大，乾隆年间，有渔者在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总督孙士毅得知此事后，立马派人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后来在江口河道里，不断有人打捞出明代银锭、金银器等。2005年，江口古镇岷江河道出土的明代银锭，从其铭文可看出来自湖南的沅陵县、湘潭县、巴陵县；湖北的京山、黄冈等地区，为崇祯时期所征解的税银，而且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侧面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之说。

“杀人魔王”张献忠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生前劫掠财富无数，命陨凤凰山后，竟会以“散落财富”的方式为世人惦记，“施惠”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