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机构对国际上主要城市PM2.5值的随机抽查，发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的大城市，其PM2.5最高值均比中国东部或中部主要城市的要小得多。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革命和资本原始积累，并且均在环境保护方面投注了巨大的成本。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富裕阶层纷纷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型国家，或者其他一些环境宜人的欧洲小国的重要原因。中国富人阶层希望在享受都市繁华和优厚福利的同时，坐拥优美环境和新鲜空气，这几乎成为了环境移民的理想生活方式。

　　那些依然留守在中国大地上的环境移民，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和知识，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由于无法忍受大城市拥挤的生存空间和糟糕的空气，毅然逃往云南大理、海南三亚、山东威海、广东珠海等环境宜居、人口总量相对较少的中小城市。

　　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商人、艺术家、媒体从业者、酒吧老板。他们有的卖掉自己在大城市的产业，带着行李箱和家人，买上飞机票，到小城市扎根；有的则保持试探和观望的态度，两地往返，过着双城记式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试图逃避污染和肮脏的环境，以及大城市的冷漠和物欲。

　　当他们到了新地方，毫无疑问会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但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尤其是一些热点移民地区，如果大量新移民涌入，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生存资源造成承载压力，最显性的体现就是在交通、教育、物价及房地产等方面，这种资源性的竞争极有可能成为新移民和本地人引发冲突的一个诱因。

　　更大的隐性冲突来自观念。由于大城市和小社会存在发展阶段的落差，当在大城市形成的规则意识、做事效率和文明意识，放置在一个慢节奏的熟人社会时，势必会发生冲撞。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蜂拥而至的外来移民者，地方政府始料未及，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他们不知道用怎样合适的办法来融合和解决这种微妙的利益关系。这极有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伏笔。

　　这一场移民潮，正深刻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