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否主流学科。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学科和特色专业。学科实力越强，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背景下，该学科的学者被提拔为行政领导的概率就越高。从累积概率来看，从该学科中走出来的领导干部也越多，这又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效应。在一所以理工见长的大学，文科出身的校长或者书记要成为一把手，在缺乏强势政治背景的前提下，这种概率应该很小。在我们的样本中，凡是校长成为一把手的大学，校长所学专业都是该校的主流学科，有几个甚至就是本校主流学科毕业的校友。
上述分析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遗漏变量问题，即可能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决定一把手地位的因素，例如校长或书记在本校任职的时间、本校的权力分配传统等。限于时间和数据，我们暂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是样本选择问题，即我们是根据校长成为一把手的样本来归纳原因的，这些原因也可能是书记成为一把手的原因。尽管我们对校长或书记成为一把手的一般原因也感兴趣，但是在缺乏对比样本的情况下，我们的归纳更可能陷入样本选择的陷阱。比如，几乎所有的一把手无论是校长还是书记，都是中共党员，但我们不能推断党员身份是成为一把手的主要原因，它最多是一个必要条件。为了减轻第二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也来分析一下书记成为一把手的原因。
三、党委书记的背景
在全部113所大学样本中，有103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在拥有正式权力的同时很可能也拥有真实权力，即他们很可能也是真正的一把手。这是根据我们的识别方法得到的上限比例。一些人也许认为，书记是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因此不容易获得实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偏见。实际上，现在的大学党委书记，很多也是专家学者出身，也有海外留学背景，并且担任过大学副校长等实职。我们不妨将书记与校长进行一些对比，在概括大学党委书记背景的同时，试图确认前面概括的校长获取真实权力的原因。
首先，从学历上看，有40位大学党委书记拥有博士学位，超过全部样本的三分之一，并且在985工程高校中也是如此。相比之下，超过80%的大学校长拥有博士学位。这一方面说明，现在的书记学历并不低，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绝非一般单位的政工干部可比。另一方面还说明，在目前大学领导的年龄阶段（校长平均年龄55岁，书记56岁），博士学位本身并不是成为一把手的主要原因，因为差别不大。因为党委书记中没有两院院士，所以将是否为两院院士作为校长主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合理的。
其次，从任职经历上看，在担任一把手的书记中，有将近一半曾在ZF部门任职，例如曾担任地方ZF的教委副主任，还有大约五分之一曾在教育部任职。在那些没有上述任职经历的书记中，有少数也曾担任过副校长职位。这说明，担任党政领导职位是成为大学一把手的主要原因。而且，在那些校长是两院院士的情况下，书记既没有党政部门任职经历，又未担任过副校长的样本极少，不到10%。
再次，从教育背景上看，在担任一把手的书记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本校校友。而担任一把手的校长几乎都是本校校友。这说明，是否校友对于校长主政很重要，但对于书记主政并不很重要。因此，我们前面将校友身份归纳为校长成为一把手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合理的。
最后，从专业上看，在担任一把手的书记中，有一半都是学文科出身，其中文史哲类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与担任一把手的校长对比，学科优势并不明显。这可能与党委书记的工作有关。做思想政治工作，可能文科出身更有优势，尽管文科出身在理工类或综合类大学中并非主流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