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谁是大学的一把手。公允地说，由于大学不是一个纯粹的党政机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单位，因此要客观地认定校长或书记谁是一把手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保守的方法。我们识别一把手的第一个条件是，在大学的官方网站上，看校长和书记谁排在前面。假如我们发现校长在书记的前面或者左边，我们就认为该大学的一把手是校长。第二个条件是，在大学的官方新闻里，当校长和书记同时出现时，如果校长排在书记的前面，我们就认为校长是一把手。考虑到书记在当下的法律体系下很可能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即正式权力），因此书记排序在校长前面未必说明书记是真正的一把手，但是校长排序在书记前面，一定说明校长是真正的一把手。想想看，在一个ZF机构中，市长怎么可能排在市委书记前面呢？换言之，我们估计的校长是一把手的样本数量应该是总体数量的下限。
根据我们的识别方法，我们发现在113个样本大学中，最少有10所大学是校长担任一把手。10所大学中还包括4所校长和书记一肩挑的大学，我们也认为它们的一把手是校长。因为只有教育部或地方ZF特别信任该校长，才可能放弃另外任命一位书记的安排。虽然看上去校长担任一把手的大学只有全部样本的10%，但是如前所述，我们估计的是一个底线。我们相信，根据我们了解的现实情况，如果可以获取更多信息，例如谁在主导该校的人事任命权，那么一定可以筛选出更多校长担任一把手的大学。
现在可以初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既然多数大学都是书记担任名义上或实际上的一把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少数大学是校长担任一把手呢？通过对比校长和书记的履历，并结合大学的特点，我们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是否在党政部门任职。中国的大学相当于党政机关的一个分支，因此大学的发展特别依赖于其一把手在党政机关的背景。一言以蔽之，背景决定资源，资源决定权力。一个在教育部甚至中央任职的校长或书记在高层拥有良好的人脉，能够获取普通的大学校长或书记不能获取的ZF资源，能够给本校教职工和学生带来巨大利益和发展空间，当然会在本校拥有一言九鼎的最高权力。因此，假如一所大学的校长是从教育部重要部门空降下来的，能够带来大笔经费，而书记缺乏这些条件，那么校长成为拥有真实权力的一把手也就理所当然了。
第二，是否两院院士。大学是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最高学府，而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则代表一个科学家的最高学术荣誉。在一个理工科大学，如果校长是两院院士，那么学术权威首先就不言自明了。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校长成为一把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中国理工科大学众多，为何只有少数几所理工科大学的一把手是校长呢？这就需要结合第一个原因来理解了。假设在一所大学，校长是院士，但是书记来自教育部或者更高层（例如担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那么此时学术背景就要让位于党政背景了。毕竟，中国大学的最重要资源不是学术本身，而是政策空间。
第三，是否校友。校友是维系学生和母校的感情纽带。因此，一些国外著名大学，例如哈佛大学，董事会在遴选校长时通常强调校长必须是本校校友。除了感情纽带，校友也意味着资源纽带。从本校毕业的学生，如果自己不是毕业后留校工作，那么至少有一批同学留校工作。实际上，能够担任大学校长的人，很多都是毕业后留校工作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担任校长之前已经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种校友身份显然有利于校长上任后立即熟悉工作，选贤举能，并针对本校现状开出合格的药方。在我们的样本中，在校长和书记其他条件类似的前提下，校友身份显然给校长担任一把手加了不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