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法因受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思潮支配，曾经对权利行使不设限制，放任权利之绝对自由行使。当时民法理论认为，权利范围之外属于无权利，苟在权利范围之内，无论权利人如何行使权利均属合法。但至19世纪后期，民法观念发生改变，要求民事主体于行使权利时，必须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德国民法典率先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第226条)创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并为各民法典所仿效。民法通则虽未明文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学者依据宪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认为禁止权利滥用为中国民法一项基本原则。

中国裁判实践，已经有依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裁判的案例。例如人民司法2011年12期刊载的2010青民二商终字562号民事判决，其“裁判要旨”谓：“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对方的迟延履行致使合同目的落空，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在不具约定或法定除斥期间时，当相对人有正当理由信赖解除权人不欲再行使解除权时，则根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得再行使解除权。”可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经作为裁判规则而存在。因此，有必要在民法总则，设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明文规定。特此建议，保留本条第一款规定不变，而将第二款修改为：“禁止权利滥用。因权利滥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九、第九章期间和时效

本章的一个问题是章名欠妥。第一节的内容，实际是“期间和期日的计算方法”，而不是“期间”，并不属于实体规则，而属于附属规则。民法通则规定在“附则”的第一百五十四条和第一百五十五条，即是明证。而第三节规定的“除斥期间”才是真正的“期间”，属于实体规则。但章名中却未提及“除斥期间”，至章名与内容不符，成为瑕疵。第二节规定诉讼时效，是本章的主要内容，章名仅称“时效”，亦欠妥。民法时效，包括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本章仅规定诉讼时效，未涉及取得时效，因此章名应称“诉讼时效”。这些问题似乎微不足道，但外国人会据以嘲笑、贬低中国民法典。特建议本章仅规定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章名就叫“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而沿袭民法通则的先例，将第一节“期间计算方法”，安排在第十章附则。

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第二款：“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建议增加关于诉讼时效效力的原则规定，作为本条第一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义务。”将现在的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因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义务，属于诉讼时效效力的原则规定。而义务人自愿履行，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属于例外规定。法律条文的设置，应当先规定原则，后规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