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限高提低”四个字,引发了全民热议。作为这一热点改革的“主力对象”,青年公务员到底怎样看待它?

　　“高强度”工作压力

　　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员林晨(化名),可能是“提低”的覆盖对象。

　　在北京三环,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里,这名“85后”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他们的私人空间,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主卧,“租金一年比一年贵。”

　　面对远高出工资的房价,林晨已无法考虑在京购买商品房。“我的同龄同事里,约有七成都没有解决买房的问题。”

　　对她而言,生活压力大于“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压力。“在部委机关,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压力。但我们‘80后’的生活压力比‘60后’‘70后’的领导层大多了。”林晨坦言,“在他们那个年代,有福利分房、津贴也较多。到我们这一代,拿这么点工资,又正是养家糊口的时候。”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各年龄段中,“80后”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

　　社科院报告认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多数人,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且刚刚毕业不久,正在面临来自工作(例如定岗、调岗、升迁等)和生活(例如择偶、购房、养老、育小等)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

　　林晨初入部委时,有一种“高大上的满足感”。过年回家时,亲友问起,她也有“衣锦还乡的自豪”。“但这种满足感,抵挡不住时间流逝、生活现实带来的窘迫感。”她坦言。

“寒门贵子”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