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能力，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接受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直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天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
　　
　　急功近利的风气同样表现在学术环境中。从北京大学教授的“门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昆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常凯申（蒋介石/Chiang Kai-shek）”，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对“卧槽泥马”在《解放日报》上的官方“专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岁时没有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的论调，无不使“高等学府”这座“象牙塔”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