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逃亡旅行
文/陈明仪[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计划2015”]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学潮,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