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大师不远——读《南渡北归》有感
　　
　　文／俞一凡[南京大学·苏州中学匡亚明实验班]
　　
　　1990年8月的漫天风雨中，一代大师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的公寓驾鹤西去；2016年7月，季羡林也在北京仙逝。自此，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年那群学富五车、叱咤风云的大师们大多都已远去——在抗战的烽火中远去了、在内战的硝烟中远去了、在政治斗争的阴谋中远去了、在峥嵘的岁月中远去了……大师们已经远去，后来人却未能跟上大师的步伐。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该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是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子呢？陈丹青对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