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立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三地承载的功能定位不同，担负的使命不同，发展要素聚集模式也不同，雄安新区的建设不是深圳和浦东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要开创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

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设模式，还是以日本、法国为代表的新城建设模式，抑或是以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为代表的迁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避免和解决因首都承载过多功能而导致的“大城市病”及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进程中，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把握好新区建设与城市群建设的关系问题。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新区不仅承担着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职能，而且还承担着与通州副中心共同构成北京新的“两翼”，进而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职能。众所周知，城市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城镇化的重要形态，成为各国人口居住和就业创业的密集区，以及支撑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载体。当前，聚焦雄安新区建设规划的政策建议和研究讨论非常热烈，但探讨雄安新区周边城市及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内容还比较少。为使这一千年大计更好地落地发展，就不能孤立讨论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而是要将新区的建设放到整个京津冀城市群中综合考量，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协同联动，科学确定城市群中各城市的战略定位，加快补齐区域内落后城市短板，创新管理协调机制，创新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优化配置机制，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和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第二，把握好改革创新与依法决策的关系问题。

雄安新区建设，重在体现一个“新”字，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汇聚创新要素，打造创新驱动和创新发展示范区。另一方面，雄安新区的设立，关系到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这一重大决策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治理、新城建设、单位搬迁、人口迁移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重大事项必须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作为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应吸收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建设中的有益经验，加强法制建设，创新完善新区法治保障系统，从法律上解决雄安新区的建制区域、行政区划等问题；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健全责任清晰且政令畅通的领导体制，探索行之有效且符合实际的运行机制，做好新区建设中的政策引领与立法确认，严格行政执法，保证在合理范围内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另外，要处理好已有法律与针对新区建设的法规条文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