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深改组第十九次会议做出一项重要决定，2016年在北京、天津等13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适时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这是第三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地方，也意味改革试点将在全国推开。

由点到面，持续发力。以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33个司法改革文件，其中2015年就有22个，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出台的司法改革文件数量已经达到了157件。

风正好扬帆。进入2016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改革措施的落地生根，司法体制改革的正向促进作用将逐渐凸显。

试点法院检察院实现从“要我改”到“我要改”转变

6月，中央决定对司法体制改革中4项基础性、制度性措施开展第一批改革试点，上海、广州等6省市名列其中。

“刚刚确定第一批试点时，我们去广东调研，突出印象就是法检两院对改革顾虑重重，担心出现法官辞职潮、产生大量积案，畏难情绪比较强。”说起的一次调研，中央政法委法治建设室的同志深有感触。

时隔一年多再次调研，发现观念完全不一样了，改革见到了成效。以前试点法院检察院有这样那样的担心，通过一年多实践，现在普遍要求改革，实现了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的转变。

现在在广东，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普遍要求加入试点。本着积极稳妥的方针，目前确定了深圳、汕头、茂名、佛山四个原来开展试点地市全面开展，其他所有地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和每个地市选择的两个基层院开展试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了全省法院检察院的57%。

上海、吉林、湖北、海南已在全省推开。

这样的改变源于司法体制改革实践取得的成效。

改革以来，中央政法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完善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办案的司法责任制的同时，加强职业保障，推进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并建立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职业发展通道。

权责一致、自主办案、单独职务序列——改革的职业前景让更多优秀办案骨干回归办案一线岗位。

统计显示，上海市法院改革后一线办案人员增加18.5%，吉林省检察院改革后一线办案力量比改革前增加23.6%。在深圳福田检察院，188项原属副检察长、科长的案件审批权限下放给主任检察官，减少了审批环节，突出了检察官的司法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