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的“句读”，就是今天讲的断句与标点，断句表示语言中的停顿，标点表示语句的语气。古人称语意已尽处为“句”，大体相当于今天一个句子的停顿处，用“j”表示，“勾”与“句”古代同音。古人称语意未尽而念诵时须停顿处为 “读”，用“、”表示;“、”，今音“主”(zhD),古音“读”(d6u)。合起来称为“句读”。 上古时代，书籍没有断句标点。所以，古代教育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学生的句读能力。《礼记•学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这就是说，到了年龄才进入学校读书，半年后考核一次，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学会断句。《汉书•班昭传》记载，《汉书》问世以后，后来成为大教育家的马融，曾经向女学者班昭学习如何阅读《汉书》。东汉末年的大学者何休在《公羊传序》中，讥笑某些讲诵古书的先生说：“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直到唐朝，散文家韩愈还在《师说》中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 汉语书面语从不加标点，到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 甲骨文，曾经偶尔用分行表示停顿，那谈不上自觉。金文一般也没有标点。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有的出现了较多的似乎是断句的符号，但是没有严格的使用体例，不能算作标点符号。 汉朝出现了有关使用标点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乙”就是打上一个钩，但是，它并不是写作时应用的标点符号，而仅仅是为阅读服务的符号。现代发现的汉代简册(如“居延汉简”)，使用的断句符号达到了十多种，但是大多数并不规范。直到东汉时期， 许慎的《说文解字》，才记录了“、”和“j”这两个比较规范的标点符号。 宋朝的读书人，把j改为圆圈，跟“、”并用。人们用圆圏号和点号来标示断句，所以大家又把标点符号叫作“圏点”。圏和点还常加在句子旁边，表示精彩和重要，相当于现代的着重号。宋朝人对标点比较重视，也比较自觉。南宋学者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说：“今秘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中间。”《宋史•何基传》也记载：“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以上史料，说明人们在校勘或阅读古籍时，已经注意使用句读符号。 到了元朝，句读的观念更加明确。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咏，谓之读。今秘书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点于字之中。”这说明，人们进一步试图把“句”与“读”分 幵。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私塾教育中对句读符号的使用提出了要求。 到了明朝，通俗文学作品的书籍，率先普遍使用句读符号。当时的通俗的小说刻本，往往在句末加上圆圏或者点，以便读者阅读。当时的刻本，还出现了人名号(在人名右边加一条直线)与地名号(在地名右边加两条直线)。这些圆圏符号、点号、人名号、地名号，在近现代被新式标点符号所接受，成为句号、逗号、专名号。 古代的“句”与“读”，缺乏严格科学的定义与分工。直到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引进西方的语法观念，才对句读作出了比较明确科学的解释。《马氏文通•论句读》说：“辞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读。”语意已尽处为“句”，大体相当于今天一个句子的停顿处，用句子符号表示;语意未尽而念诵时须停顿处为“读”，用停顿符号表示。不过，《马氏文通》并没有使用西式标点符号。近代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幵始于翻译家严复。 古代的书籍既不断句，更不加标点，而且也不分段。这就给读者阅读古籍增加了不少麻烦。鲁迅先生曾说：“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马上日记》)由于现代汉语跟文言文距离比较大，又由于文言文没有断句标点，所以，阅读没有标点的文言文书籍，是现代人继承文化遗产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难题。 虽然今天出版的通俗文言文读物，都加了新式标点，好像没必要学习句读知识了。其实不然。一是还有大批作品没有标点，二是某些读物或引文的标点可能有错误，这都需要了解一定的句读常识，防止可能产生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