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古书，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一）需要全面运用音韵、词汇、文字、语法、修辞等语言知识。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古人的书面语言，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而要准确了解古人的书面语言，就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语言学知识。 (二）要了解一定的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化常识很多。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就简要介绍了关于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等十四项内容，可供翻阅参考。如：读到“摄提贞于孟陬兮”（《离骚》）、“以为己生岁直（值）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三戒•永某氏之鼠》）、“庆历中，有布衣毕升•”（《活版》），就牵涉到古代三种纪年方法：岁星纪年法，干支生肖纪年法，帝王年号纪年法。又，读《愚公移山》中的“达于汉阴”，《登泰山记》中的“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就牵涉到古代地理命名的常例：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 (三）要掌握一些有关的专业知识。有人主张，专门著述应由各方面的专门家担负注释疏通工作。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关天文、数学、生物、医学方面的古籍，应由自然科学专家来注释；在社会科学方面，文、史、哲的古籍，应由文学、史学、哲学专门家来注释。这个主张是有道理的。如：“尺”、“寸”，这是两个很常见的字。但是，在医书中它们有特殊的含义。诊脉时，以掌后高骨为“关”，密排三指，“关”脉前称“寸”脉，“关”脉后称“尺”脉。扎针灸时，进针多少“寸”，也不是一般的寸，而是“同身寸”，即病人的中指第二关节的长度。不了解一定的专业知识，有些看来很普通的词语也可能注错。初学者接触专门学科的古籍时，一定要有人指导。 (四）知世论事，知人论文。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握时代背景与作者生平，才能做到知世论事、知人论文。评价一篇作品是如此，注解疏通也是如此，不过后者不如前者显著罢了。如：韩愈《师说》，幵宗明义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古”如何理解?为什么要从“古”讲起?“学者”指什么人?“道”又指什么?都牵涉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的思想倾向。中唐时期，佛老哲学影响很大，不利于唐王朝的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韩愈排斥佛老，提倡儒学，正是适应了当时巩固唐王朝统治的需要。他所讲的“道”就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孔孟之道，而不是一般的道理，更不是其他哲学流派的“道”；他倡导尊师，则是为了培养一批能够卫道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学者”的含义。文中的“古”字，不是一般的“古代”，更不是“从古以来”的意思，而是指孟轲以前的时代。因为韩愈在《原道》中说得很清楚：“轲之死，不得其人焉。”就是说，道传到孟轲，就没有继承的大师了。而韩愈《师说》明确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所以“古”字是指孟轲以前的时代。韩愈在哲学上、文学上、教育上，都是打的“复古”旗号，所以，这篇文章就以“古”字幵头了。总之，不了解时代背景与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即使是对于字词的疏通，也难达到准确和深刻。 注释疏通古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清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是深有体会的话。没有渊博的知识，独立的见解，深入细致的研究，就不可能搞好这件工作。所以，鲁迅愤慨地指责当时一些半通文人大搞古书的标点评注以猎取名利的行径，称它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大厄运，并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见《旦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我们今天一定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做好古书的注释疏通工作。但是，也不可存在畏难情绪和神秘观念。我们有现代语言学理论作指导，只要刻苦努力，严肃认真，就可以大大超过前人。 把文言文译为白话文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古代文献译成白话文，介绍给广大群众，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发展民族新文化的需要。在教学中，文言翻译则是一种综合性的习作，它沟通古今，既是文言文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可以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又是白话文的写作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清末翻译家严复，在翻译西方名著《天演论》、《原富》、《名学》等书之后，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这三条原则直到今天还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的。所谓“信”便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所谓“达”就是要通顺明白地表达出来，所谓“雅”就是语言要规范化。我们将文言文译为白话文也大体可遵循这个原则。当然，严复所讲的“雅”是用标准的文言文（如先秦诸子）去译外文，我们讲的“雅”是以今天的普通话作为规范。 文言文译为白话文，是一个民族语言内部的翻译。这就和翻译外文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由于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彼此有很多共同或相似的地方，又有很多细微的差异，因此，翻译时要尽量发掘其联系，更好地沟通古今。如：古代的单音节词发展为现代的双音节词，我们便应努力用现代汉语中以古代单音节词为词素的双音节词去对译。像《国殇》中的“旌蔽曰兮敌若云”，便可译为“旌旗遮蔽了日光啊，敌军多得像云块一样”。不过，这样对译，也要防止牵强，以致生造词语，文白夹杂。词义差异细微，往往表面相似而实则不同时，翻译时要防止望文生义。翻译时一定要细心体察原文，防止古今混淆。如：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有这么几句，“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有人译为：“我幼年时即嗜爱学习，家里贫穷，无从致书来观读，每逢假期借于藏书的人家。”这段译文毛病很多：①“嗜爱”、“观读”是生造词语，应改为“爱好”、“看”（或“读”“即”也应改为“就”。②“无从致书”、“借于藏书的人家”是文白夹杂，应分别改为“没法子弄到书”、“向收藏了很多书籍的人家去借”。③将“假”译为“假期”则犯了望文生义、古今混淆的毛病，“假借”便是“借”。“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有的译文中充满了古代不可能有的政治术语，更是把古今混淆了。有个单位的《论语批注》，把一些现代术语与咄咄逼人的批判语句夹杂在译文之中，似乎是孔丘自己骂自己。这种翻译态度是极不严肃的。 文言文翻译的具体办法，主要有“对”、“换”、“留”、“删”、“补”、“调”六个字。这六个字比较全面好记。 “对”便是对译，将文言文中的“单音节”词译成以该词为词素的现代“双音节”（或多音节）词。“换”便是“替换”，用现代词汇去替换古代词汇（它与“对”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相同的构词成分）。“留”是保留不译，文言文中的专名（如：人名、地名、朝代名、国名、官职名、年号、某些典章制度的名称等）大都这样处理。“删”是删略，文言句子中有些词（如“发语词”、“音节助词”、用于特殊场合的连词等），今天无对等的词进行翻译，而且删去后又不影响句子的准确通顺，便可删略。“补”是增补出文言中省略了而白话不能省略的成分。“调”是调换语序(如：“宾语前置”之类）。以上六个字，“对”、“换”、“留”、“删”主要是就词汇而言，“补”、“调”主要是就句法而言。其中的“对”、“留”是同一民族语言（或亲属语言）内部翻译而特有的方法，“留”相当于翻译外文时的“译音”。以上六法之外，还有“正反法”与“分合法”。如：利用反义词加上否定词的翻译方法，就是“正反法”；把一句话译为两句以上，或把两句话译为一句，就是“分合法”。 将文言译为白话文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大概可分两种类型：一是直译，二是意译。我们上面所介绍的方法基本是直译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忠实于原作的语言，便于初学者掌握古今汉语的对应规律。如：于在春的《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便在这个方面作了很多努力。 意译是一种再创造，以传达原作的精神为目的。郭沬若的《屈原赋今译》、余冠英的《诗经选译》便是其中的代表。郭沬若在《九章》的译文后面说：“原作是诗，你的译文也应该是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允许译者有部分的自由。有时候他不能逐字逐句地硬译。他可以统摄原意，另铸新词。” 目前，社会上流行很多文言文的白话译文，这是有助于普及文言文知识的。但是，如果学生照抄译文，甚至离幵原文背诵译文，则是有害的。第一，不能真正学懂文言文（正如背译文不能学好外语一样），并养成了依赖心理，有碍于继续深造；第二，有的译文很粗糙，甚至有错误，可能以讹传讹，引起对原著的误解。这一现象希望大家注意。 文言今译是一项重要工作，拙作《文言今译学》（岳麓书社出版），可供大家参考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