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多少亚洲国家会声称自己不需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强劲需求。中国经济学家、IMF副总裁朱民最近表示，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仅为2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即使在当前拮据的情况下，每依然要消费10万亿美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起火”，那么火苗迟早会烧到亚洲的家门口。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给亚洲国家如何恰当治理提出了许多问题。统一的主题是：政府应承担多么积极的角色？西方专家过去一直批评亚洲经济体干预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直到最近，大部分国家都计划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场理论的失败，以及不痛不痒监管的明显弊端，已经使得一些亚洲政策制定者对仓促转向自由主义更为警醒。

关于政府应如何作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从金融监管到产业政策的方方面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银行的角色。在亚洲，银行的职能通常较为狭窄，其角色是把资金引导向“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

亚洲或许忍不住会坚持其狭隘的模式，不仅因为这样的银行给经济带来麻烦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因为在危机时期更容易对它们进行“围护”。自起，北京方面就发现，保持银行的驯服、并通过它们以固定利率把资金导向实体经济的做法十分管用。既然亚洲各国政府已经看到了放松银行管制的危害，它们为什么还要向“更复杂”的西方银行模式转变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的姚洋指出，得出这样的教训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他表示。“然而，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中国应该继续走开放经济的道路。”

其他一些人指出，政府主导的银行在根据政府指令分配资本的过程中，可能陷入麻烦——也确实陷入了麻烦。亚洲开发银行的李昌庸表示，让亚洲经济体放弃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是错误的建议。“如果不飞，就不会有事故，”他举了最近西方灾难的例子。“西方有许多飞机，所以会有坠机事件。那么，我们应该不要飞机吗？”

另一个资本主义危机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亚洲的社会不公平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许多人——尤其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首——以“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作为增长战略的基础。涓滴理论认为，超级富豪阶层的出现会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样，亚洲人也在质疑这种自由放任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