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使得西方看起来充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而往差里说，那些他们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济的论调，就都成了空话。“我们感到很苦恼，”李昌庸表示。“我们曾想采取干预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们现在该遵循何种模式呢？”他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速度是合适的？而现在他们却在质疑目标本身是否正确。”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从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机。他表示，多来，东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责，理由是没有更快地核销问题贷款，以及没有采取更激烈的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他指出，他们不懂的是，在崩盘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门负债严重，正常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经济教科书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眼下的危机提供答案。

“日本在过去20经历的、以及美国和英国现在正经历的情况是，即使利率为零，人们还是不愿意借款，”他表示。“人们只是一味地还贷。”如果他说得没错，那么西方经济体将可能进入日本式的长期低增长。下面这一点或许提供不了多大安慰，但东京至少还可以说：“我们早告诉你们了。”

西方的困境令东方不安的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谈论亚洲价值观一度十分流行，但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产生了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严密制度。当然，关于这一主题出现过多种变异，比如更具干预色彩的政府。但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试验，其中主要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和印度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都遭遇了惨败。

20世纪70代末，邓小平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由此放弃了共产主义。1991，印度放弃了使之陷入缓慢“印度式增长”的印度式社会主义。其他国家，比如越南，也纷纷效仿，开放经济，从而开启了自身的快速增长。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朝鲜、缅甸和老挝，则继续深陷在贫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亚洲的处境而言，不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幸灾乐祸，因为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所言，它们的经济在同一条全球大船上。“如果船的一部分出现了漏洞，你也不可能安然无恙，”他表示。在印度，人们深深担忧资本主义家族企业和西方金融推动下的增长故事，可能正在走向终点。甚至中国经济也在放缓，少数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可能出现硬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