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宣言和党章在中共“二大”通过，当时外界并不知晓。新党员入党，须严格遵照党章规定，学习党的宣言和党章条例，这需要一个过程。首部党章第一条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最后，朱德找到周恩来和张申府，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依据党章第二条规定，新党员入党必须经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经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方可成为正式党员。经历一段时间考察后，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所以立即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

一个保存首部党章的感人故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代会并没有像今天这般有组织性、程序化，也没有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要求，更谈不上任何规格上的考虑。中共二大关于与会代表的原始资料，至今存世甚少，加之年代久远，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或者前后不尽一致，也为中共二大留下了一些难解之谜。

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包括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地方代表王尽美、蔡和森，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12人(尚有1人姓名不详)。参加中共二大的还有些非正式代表，也可称为其他代表，但目前难以确定其代表资格。根据有关回忆和资料，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的人员包括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项英等人。

好在，尽管时隔多年，当时党的组织建设仍不完善，社会背景又复杂多变，但《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系列重要文件得以完整保留，难能可贵。在中共二大史料征集过程中，不少研究党史的专家发现，这些文件能够完整保存，究其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颇为感人的保存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张静泉，又名张人亚，他是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二大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其他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组织，还铅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有关人员学习贯彻。作为早期党员的张静泉得到了一本。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张静泉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张静泉最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党内文件和书刊的安危，带走不方便，留下来又有被国民党搜去的危险，轻易付之一炬也不舍得。怎么办?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包括首部党章在内的文件等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乡下，托父亲代为保管。

老父亲深思熟虑后，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佯称：不肖的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讯，恐怕早已死了。接着，老人就在家乡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静泉这边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把儿子转交的一大包文件和书报用油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老父亲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后“原物奉还”，没曾想，张静泉已于1932年牺牲。直至新中国成立，老父亲没有盼到儿子归来，想想自己年事已高，这批重要文件不能再“秘藏”下去，于是便揭开了“衣冠冢”之谜。而墓穴中的文件最终由其家人带到上海，交给了相关部门，通过上海相关部门将这批文件再呈交中央档案馆予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