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争论在，最终卫计委采取了一种模糊做法，提出已经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不许翻烧饼，尚未征收到位的各省自行决定，相当于把皮球踢给了地方。

一位东部省份的卫计官员告诉第一财经，省里对社会抚养费这个问题也很挠头，但现在政策不明，早该出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也没有出台，省里也搞不清楚怎么做好，有点进退两难的意思。

“真的很像块烫手的山芋，扔也不是，拿着也不是。说实在的，征收的那点钱我们根本不在乎，现在不敢动就是不清楚到底政策底线在哪里。谁愿意因为这个事冒进挨批呢?”这位官员说。

挑战之三：《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难产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草案)就已经完成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当时的计划，废除2002年实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以条例取而代之。但意外的是，公开征求意见后，《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就杳无声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要出台的口风。

早该出台的条例难产到今天，本身就传达出很重要的信息。社会抚养费要继续征收，看来内部阻力不小。

挑战之四：扭曲的中国人口结构和其对经济的重大影响

中国老龄少子化在持续加速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结果，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15至59岁人口比重下降2.81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89个百分点。这两降一升正说明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中国依然是人口大国，但并不是人口强国。

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研究，人口正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周天勇认为，计划生育导致的巨大人口坑造成了对经济的排浪式影响。而经济主力人口(22-44岁)的萎缩必然导致经济的下行。从中国的生育率水平看，“十四五”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将下行到百分之一点几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控制人口增长”为初衷的社会抚养费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挑战之五：政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越发清晰，人口危机意识渐强，而曾经的人口包袱论、人口控制论正在逐渐失去市场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说明》中强调，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学者姚美雄、李建新、易富贤等都曾表达过类似观点：政府高层对人口形势的科学认识将会促使中国人口政策进一步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人口学者穆光宗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绝不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终点，而只能算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