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笔者认为，只曝光收红包还不能对腐败行为形成足够的震慑作用。不仅如此，所谓的公开承诺拒收不送红包礼金，也有点类似廉洁操的味道。

　　不是说他们对惩治收受红包措施不力，而是认为曝光与收受礼金入罪相比，有避重就轻，高举起轻落下的意思。据9月28日京华时报，刑法修正案(九)拟定新罪名收受礼金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罪问题。

　　虽然拟定，但它对我们所释放出的信号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干部收受红包是礼尚往来，收礼即预示着受贿，是一种腐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收受红包罪与非罪，不仅是反腐新形势的需要，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更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表现，它彰显了我党对腐败的零容忍，是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深入与继续，是建设廉洁政府形象的细化，是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机制的需要。

　　笔者认为，收受红包罪与非罪孰轻孰重对比明显，只曝光，接下来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显然对收受红包还不足以构成震慑，建议除了对收受红包曝光外，还应该用重典，才能形成不敢腐的高压阵势。

　　韩玉印

提醒

查红包别追求轰动效应

　　应该说，成都整治领导干部收红包有诸多亮点：关注到网络红包，将查网络电子钱包;领导干部父母、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及身边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接受红包礼金，将追究该领导干部的责任;每周都对整治进展进行通报。对查处的领导干部收送红包礼金典型案件，将点名道姓进行内部通报，或在廉洁成都网站公开曝光……这些整治措施是以前很少有的，整治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整治红包仍然留有死角，这让人觉得挺遗憾的。

　　其一，整治红包依然透着官本位，这次整治对象为副科以上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有收红包现象，但级别低一点的难道就不会收红包，只要手中有权力，就有可能收红包，也应该纳入整治范围;其二，整治红包仍然使用自查自纠的方式，这种方式太老套，实践也证明没有多少作用;其三，整治红包有时间限制，这次整治红包是到12月底，是否明年就不整治了，就可以收红包了?整治红包应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其四，整治红包不能限于运动式整治，应该是常态化的。在整治阶段，领导干部可以不收，但等过了元旦，就有可能会加倍疯狂地收;其五，整治红包并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监督力量。虽然这次整治红包通过廉洁成都网络政务平台、12388、85111111举报电话，及时受理群众举报，但如果实施有奖举报措施，则效果会更好;其六，整治红包仍然是在事先大张旗鼓，大敲警钟。很是怀疑，如此整治，难道还有领导干部会收红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