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 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