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一方面，各地应该尽快清理历史旧欠，还代课教师一个公道。需要清退补偿的，及早、足额补偿;需要财政出资解决编制、待遇的，一定要言而有信，不能久拖不办，代课教师等不起，中国教育也等不起。既然有钱建大广场，搞城市新区，为何在人的投入上如此畏畏缩缩、吝啬计较?

另一方面，面对不断滋生的新需求，则不妨开动脑筋，多一些解决问题的新智慧、新思路、新办法。编制有“硬约束”，智慧却没有止境。比如，总理提及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就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机动灵活高效，既保障了代课教师的合法权益，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化办学的思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教育，不仅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也有望在竞争中进一步均衡教育资源。当然，前提是监管到位，不能滋生新的侵犯教师权益的乱象。

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宋永忠指出，当下，随着流动人口大量进城，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公办学校办学、代课教师上课”的怪象。他提出，可在坚持“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前提下，通过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委托社会机构管理、建立“特许学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民办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为外来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服务。

如何破解代课教师难题，关乎我们的教育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而无论怎么改，代课教师都不能继续生活在社会的暗影中了，更不能以牺牲一个群体、一代人的利益作为发展的代价。对教师的不公平，必然会造成教育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兹事体大，不可不慎。

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理的提议只是开了个头、破了个题，接下来的，应该是积极、持续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