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汉文从祖父一代都居住在这大山里。祖辈建在山上的住房抗战年代被日军烧毁。如今赵家住的房子，最新的一座已经住了20多年，是用泥土、红砖和石头等垒筑而成。过去房顶一直是茅草，直到近年才改为红瓦。

这些瓦块连同少量的红砖，都是靠骡子沿着崎岖难行的小路运进山来。小路是赵汉文和弟弟赵汉全开辟的，每次下雨都会被冲坏，再次下山就得再修理。上月21日北京那场灾难性的暴雨过后，现在这条路连骡马也不能走了。

赵汉文全家靠着5亩地过活，年收入5000多元。堂屋中央地上有一大锅，锅边的墙壁被熏得发黑。吃饭用的圆桌，红漆已经快要掉光。老旧的电视机还是早年的厚重机型。屋里唯一的新家具，是今年由当地电力公司赠送的一台豆浆机，

落后和贫穷使得村民纷纷迁离。姑娘们都出嫁到山下平原地区的家庭。小伙子选择倒插门走出大山。随着老年一代陆续故去，山上的居民越来越少。赵家所属的蘑菇峪乡孙杖子村11组，多年前山上曾住有100多村民，如今还有14户56人，但近年有一半的人搬走，留在山上的只剩30人左右，当中包括11组组长王立国，现年48岁，未婚。

赵汉文的闺女也已经嫁到邻近山脚有居住地的村子，儿子倒插门到平原地区居住的村。只剩下老两口仍住在山中。赵汉全住在他近旁，赡养着80多岁的老母亲和岳母。

西凹梁山还有3户人家，道沟梁山还有2户，北沟梁山上还有3户……这些最后的山里人也盼着下山。但村干部告诉他们，过去的下山搬迁指标主要给住在山上更偏僻地方的居民的，这些人全部搬走后，这几年再没有新的指标下达，因此难以解决剩下居民的下山问题。

赵汉全也认为，下山难度太大。“现在下山的，都是自己在山下买地盖房，这个需要花20多万，不是人人都有这个钱。而且山下现在也难找到闲置的宅基地了。”他说。

过去孙杖子村大山常年没有电，2006年当地电力部门栽了13个电线杆，花了30万元，为山里的村民们解决了供电。而当时这30万元，在山下盖房可以盖多套，赵汉全曾提议能否干脆把拉电的钱用来盖房和搬迁山民，电力部门答复：“修电线杆的钱必须专款专用。”

行政区划下的命运分野

首都身旁的贫富沟壑是怎样形成的？

兴隆与北京平谷区毗邻，两地都是山区，都是著名水果产区，1958年之前，两地都隶属河北。上世纪90年代初两地经济实力相当，而十多年后的今天，却是贫富两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