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998年左右，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似乎是一次党大会前后，那时自己搞办公室和研究室工作，也是有感而发，偶然间写出了—篇稿子，内容是谈法治、德治方面的。写完后往抽屉里一塞，没有在意和理会，因为论文不像论文、随笔又不像，当时是作为笔记留存的。那知道过了不久，省人大常委会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要搞一个理论研讨会，需要相关文章，县人大就向一府二院和县委系统党校、研究室等征集稿件，院里就问我有没有文章，我说没有专门稿件，但有一篇议题宽泛的文章，不知有没有用，合不合要求不知道，要么拿去充个数，算交个差，到时候其他部门都有，就是我们检察院没有不好看。院里说赶写也来不及了，打印出来交到人大去，先完成任务。那篇稿子共三部分，一是“法治”的疑惑，二是“德治”的困顿，三是法的精义是当今社会的灵魂。后来省人大在县人大召开了理论研讨会，那篇大而不当的稿子虽然获了奖，但省人大领导在讲评中提到：有的文章论点提法还要仔细推敲，免得产生误解，我心里清楚指的就是第三部分的提法。会议开完后，我觉得这篇稿子上面领导都这样定了调子，用是不会用的，但还不算很丢人，好歹完成了任务，改也改不成，改了文章基调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放下这事，材料又往桌子里一塞完事。

谁知过了一段时间，院里又通知我到办公室领几本杂志，说上面有一篇我写的文章，县人大派人转来的。拿过来一瞧，杂志名称叫一一《时代主人》，那篇文章不知怎么还是用了，三部分的主干都没有动，标题也没有动，大标题为法治的话题，副标题为法与德问题杂论。记得那时候有点激动，三十几岁还属年轻人范围，也属正常，更主要的是自己高唱法治赞歌的热情终于获得他人理解，再加上这样的提法在当时也确实有点吓人，一时难以取得他人快速认同也不奇怪。

时至今日，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自己也已过了“天命”之年，法治浪漫主义的情怀也在逐渐消退，但无伦怎样都没有放弃追寻法治的梦想。随着自己工作经历的增长，更加体会到法治进步异常艰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每当耳闻目睹一些违背法的精神的案件和事件发生时，就会自然想起那篇稿子，不是想那文章内容，而是采用的过程，它表示的是时代的呼声和选择，揭示的是时代潮流，不是我的文章有多好。只是每每这个时候，我绝不会翻阅自己的那篇文章，因为一来会反而觉得自己过于理想，甚至有几份天真、幼稚，还以为是替国家领导人做了一件大事;更担心的是自己无法面对写文章时一腔热血凝就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