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全面普及，智慧城市热潮升级。如果说2012年以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属于企业主导的自主探索与自发作为，那么2013年初的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则是政企联盟走向规模化、集约化的标志。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首次将污染、拥堵等城市病;让出行更方便、环境更宜居等等，旨在通过互联网+，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借助技术，实现智慧城市纳入国家级战略规划，代表智慧城市建设上升至国家行为。而2015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治理智能化的人本管理模式。

一、智慧城市进入攻坚克难的新常态

社会新常态下的两化融合，使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支撑点和着力点，城市的属性赋予城市数据化、平台化、开放化功能。智慧城市建设通过顶层设计、技术主导、人文架构、理念融合等，能够有效解决城市扩张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除了迫在眉睫的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城市安全等问题，城市文化、城市转型、产业经济等对城市的聚集式发展也提出新的挑战。因此智慧城市的使命在于打通技术的壁垒，链接人与技术。国内智慧城市的实践者国脉互联董事长杨冰之曾经提出：智慧城市不是万能钥匙，但要有时间观。时间包括城市服务的高效，信息技术更迭的快捷、智慧城市本身的机遇以及人与技术在时间轴上的叠合。今年政府报告指出：将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发展智慧城市，未来该市场规模估计在4万亿人民币，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整合和交互，使技术必须深刻面对城市运营与人的和谐。

新常态标志一：粗放概念升级到落地实施。

按照三元世界理论，城市是物理、虚拟和精神的复合体，单一的物理世界已经不能支撑城市未来，而虚拟空间与信息数据的转化和渗透，使智慧城市逐步剥离概念层面，向全面实践层过度，通过政策支撑、政府推动，从而形成一个新型产业形态。从2014年起，智慧城市建设的上层推动作用日益明显：以《规划》为奠基，后续陆续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2014年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以及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这些文件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践路径、工作重点都做出了明确界定，智慧城市的标准也随之推行。智慧城市的建设主体逐步从一、二线城市下沉到三线甚至四线城市，城市一体化推进效应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