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决定》在这方面实际也有一些表述，比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这些对于资本市场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利好”，包括“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因为机关和事业单位大口径人数将近4千万，他们建立职业年金之后，每年缴费就超过2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职业年金缴费增量1000亿元的两倍，如果考虑到103号文规定的职工个人新增4%税优政策的激励，每年的滚动增量就将近4000亿元，这不仅增加了养老金市场化运营的资金量，也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又一“活水”。

多渠道拓宽全国社保基金来源

记者：根据人社部的预计，2013年全年我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3.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多数学界和业界人士都认为，我国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压力相当巨大，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秉文：从全球范围来看，养老金投资运营多为购买国债，或是采用市场化投资运作，而存在商业银行的只有中国。投资体制低效导致我国养老金的贬值风险在加大，在以银行存款为主的投资体制下，中国养老保险基金获得的年均收益率不到2%，而在过去11年间，中国年均通胀率高达2.47%，每年都处于缩水之中。

记者：有观点指出，全国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渠道仍旧不足，那么应该如何拓宽渠道?

郑秉文：到2021年，全国社保基金规模至少应该翻一番，如何拓宽融资渠道，实现稳定积累，应该包括以下五方面。

一是划拨国有资产的步伐要加快。比如，完善上市企业的国有股减转持政策(目前国企上市按筹资额的10%划拨应加大力度);央企上缴利润按一定比例划拨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比如30%至40%;国家控股较高的央企划拨一部分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二是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论证“基数递增+超收分成”的可行性。可按某年作为基数，每年递增一个比例，到年底算账，届时采取分成的办法。

三是将一部分国家重要资源收入或国家宏观调控一次性收入划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比如，挪威将石油收入几乎全部划归主权养老基金。我国可以在某些资源领域做尝试，比如征收特别资源税。这样既可节约资源消费，又可扩大主权养老基金规模。

四是将受托投资运营特定资产所获得的部分收益，划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比如，可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代财政部发行全国社保定向国债，收取的手续费或印花税可用于扩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资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