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崔氏为包綖改名为包绶。因为荫补而官职一直升迁的包绶身处温室却未退化，虚心好学、严于律己，特别是遇事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爱恨分明的举动十分酷似包拯。在之后的为官中，包绶被评价为“包拯之后，唯绶一身，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静自首，不苟求进”。宋徽宗崇宁四年十月，包绶调任谭州通判，却不幸在途中身染重症，撒手归西，终年47岁。包绶官至六品，就仕途上虽不及其父包拯，但“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官品比其父丝毫不差。包绶死后，行李中除了任命状、书籍、文具、著述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人们都无法相信，这个5岁被赐为“太常寺太祝”，后来又掌管大内珍宝，仕至六品的达官贵人，与世长辞时衣袋里只找出46枚铜钱，当时就有人猜测，包绶的死，极有可能是连病带饿而死。

包绶死后，没有葬在包拯家训中提到的“大茔之中”，原因不是因为做了贪赃枉法之事，而是因为包绶的儿女均未成人，一家老小只有依靠官府和姑丈接济度日，没有办法把包绶的遗骸从黄州运回合肥。直到16年后，包绶的儿子包耆年、包景年都已成家立业，经济稍有好转，才把父亲包绶的棺骨从湖北运回，葬入合肥大兴集的包氏大茔之中。而且棺木直接埋入土里，与平民葬式没有两样，随葬品大都是随身携带的日用品，如果没有墓志铭，也许并没有人知道这座墓中竟然会葬着包拯的儿子。

而包拯的孙子包永年，是包公大儿媳崔氏领养的包家族侄，后来也官至正七品的宣教郎，任崇阳县知事，“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期未满而病卒，终年41岁。死后，清理他的财物时，发现“了无遣蓄”，丧葬费用还是两位堂弟资助的。包永年的墓也只是土坑木棺，随葬品是依当地风俗放置的瓷碗、瓷钵、铜镜，墓志也就一块石碑。这样的墓葬，不但不像是官宦人家的墓葬，连富裕些的百姓也不如。

三、家风淳正，政风清廉

包拯子孙的事迹让人看后十分感动，他们用清贫的一生续写了包拯家风，以清廉之德告慰先祖。包拯家训对包氏家风的形成和延续，以及对历朝历代官员的示范引领效应是积极有益的。由此可见，官员家庭一旦形成良好家风，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能涵养自身官德，还能使家人子弟和后世子孙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继承其优良品德和优秀传统。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良好家风家训则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文明进步关系到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自古以来，“家和万事兴”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文明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优秀的家训家风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道义、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家风源于我国古代乡土亲缘社会，也就是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传承价值观、伦理观与道德观，也包括传承的基本习俗与规矩。优良的家风家训其终极目的就是达到“家和”，达到“万事兴”，达到家族的世代繁盛。因此，家训的关键往往是在家庭中强调尊老抚幼，成员间互为体谅，坦诚以处，包容信任，而禁忌猜疑、抱怨甚至指责。家训侧重点是对下一代提出的严格要求，希望下一代能尊奉之，践行之，并传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