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干部道德建设存在认识误区。我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重教育轻体制机制约，干部道德建设过分依赖人性而忽视理性，过分依赖道德而忽视制度，过分依赖自律而忽视他律。在干部道德建设中过分强调“内事省”、“慎独”、“独善其身”，这使我们的一些领导者抓起廉政建设来，套路依旧。抓学习，强调提高自觉性;抓修养，强调自警、自省、自励;抓典型，强调见贤思齐;抓民主生活会，强调开展自我批评、自查自纠等等。不能说，这些工作不必要、不重要，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据官方传媒多次披露，在暴露出的大案要案中，百分之九十几是群众和知情人举报的。这就是说，多数的腐败问题，既不是罪犯本人经过自我学习教育、良心发现而自己讲出来的，也不是在民主生活会上自查自纠出来的。这表明，片面依赖干部道德自律的老路走不通。

三是体制机制上的缺失为一些官员道德失范开启了方便之门。首先，缺乏完备的制度设计。西方制度建设的前提假设是人性本恶，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设计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我国传统的政治前提假设乃是人性本善，所以我国传统社会中重人治，而缺乏法治，缺乏完备的制度设计。我国官员在运用权力的时候，更多的是靠道德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缺少严格的制度规制人们的行为。在这种只靠“应该”，而缺乏“必须”的状况下，在金钱、权力、美色等各种诱惑下，某些官员的道德失范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其次，现有制度落实不力。组织监管、纪检监管、群众监管、法规制度监管等监管渠道的关系不顺，导致“都监都不监，都管都不管，出事才来管”的被动局面，尤其对干部的“德”方面监管不力。虽然制定了很多文件、办法，但真正落实的不多。正是由于监督规定过宽过软，甚至“缺位”，操作上重教育轻处罚，重政治处罚轻经济处罚，对“八小时外”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导致一些人产生业余时间是自己的，谁也管不了的模糊认识和行动上“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侥幸心理，从而“八小时之外”失范的人越来越多，成蔓延趋势。再次，官员道德评价机制不完善。良好的道德评价机制能够使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得到肯定，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使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承担舆论压力，付出代价。我国现在没有健全的官德评价机制，虽说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但长期以来，“德”作为软实力，一直是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中的难点和弱点，有时甚至处于盲区。致使许多道德品质很好、很有才干和政绩的优秀干部得不到应有的晋升、重用和物质奖励，而一些道德品质很坏，造成一些恶劣影响的干部却能凭借其不讲道德的“优势”，不择手段地跑官要官，窃居高位和要职，得到非分的荣誉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