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随着简政放权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还要承接起某些下放的权力。如果一方面加紧政府放权，另一方面却疏于权力下放后的监管，岂不等于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另辟了蹊径?腐败的实质乃是权力的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也可能像公权力那样滥用各种有形或无形资源，产生种种乱象。
还有一种不良现象也须警惕。尽管规定了民间、非营利等性质，尽管已可直接向民政部依法申请登记，但不少社团、协会还是绞尽脑汁攀附“资源”，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依然任重道远。中央巡视组今年曾专门指出，一些地方存在“干部兼职过多”问题。据报道，仅湖南一省清理的在社会组织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就有4000余人。一些省份晒出清查“两栖干部”成绩单，也反映出不少社会组织企图利用官员影响力“拉大旗作虎皮”，乐于树立“半官方”形象。
因此，加强社会组织的反腐，关键在于去其“官味”，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这就要求惩防并举，做好制度建设的文章，同时充分依据其特点，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把“小权力”“软权力”统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纵览两部委此次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工作的意见，既涵盖健全民主机制、加强财务管理等规范性措施，也注重针对不当牟利行为划定红线和禁区，同时对信息公开提出具体要求，可谓找准了病灶。对社会机构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警示?明确边界，与权力保持适当距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用公开透明的制度管钱、管人、管事，严防跑冒滴漏、以权谋私，这才是赢得公信力的“王道”。
没有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转型期的中国，少不了爬坡过坎的艰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育，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只要崇扬法治、践行制度、标本兼治，必能给社会组织植入“防腐基因”，让其充满健康活力，不断服务社会、造福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