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退之所以成为政策选项，在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这大大低于全球水平，更低于其他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的水平。欧美国家平均退休年龄在62B67岁之间，墨西哥男性退休年龄甚至达到72岁。适当延迟退休，已是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而现在，中国正处于实施延退政策的时机窗口。按照有关部门测算，目前还处在社会抚养负担比较轻的时期，人口的总抚养比是36.2，调整完善退休政策还可从容进行，能给社会一个理解和适应的时间。而如果平均退休年龄达到经合组织(OECD)64岁的水平，人口红利就可长期保持。此外，养老金结余年均可增加200亿元以上，从而与老龄化加深同步。

就北京而言，深度老龄化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存在。据北京度《健康白皮书》披露，北京人均期望寿命已达到81.81岁。从人口比例看，已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近年来二孩政策放宽，北京出生率有回升之势。这些趋势表明，未来北京少儿和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将出现增长越来越快的态势。可以说，逐步实施延退，既是落实国家战略，也是针对北京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政策“投资”。

北京的优势和劣势

北京的社会抚养比较低，可以从容制定并实施延退政策，用较长的时间争取社会共识。

实施延退政策，必须根据自身人口结构、人力资源分配与供求、劳动力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多重因素，制订出稳妥计划，最大程度取得社会共识。与其他地区相比，北京在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从人口结构看，北京户籍居民结构为“纺锤形”，即位于儿童和老龄两端的较窄，中间年龄段人口较多。最突出的是45B60岁年龄段和25B35岁年龄段，这是上世纪50、60年代第一个出生高峰及上世纪70、8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二个出生高峰的结果。这意味着，北京的社会抚养比较低，可以从容制定并实施延退政策，用较长的时间争取社会共识。

从人力资源的分配与供求看，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占0.48%，企业负责人阶层占2.49%，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20.39%，办事人员阶层占15.46%，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占33.82%，产业工人阶层占21.54%，农民阶层占5.81%。相较而言，延退的阻力小于其他地方。此外，由于异地人才、高校毕业生留京愿望强烈，北京的劳动力供应不虞◇乏，劳动力素质面也较高，他们对延退的态度与公务员群体接近，对延退有较高的可接受程度。